我们知道，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，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精确的纪年体系始于公元前841年，也就是“共和元年”。在这之前，古代中国并没有统一的纪年标准。那么，为什么历史学家会选择公元前1046年作为武王伐纣的时间呢？

这与中国一项庞大的文化考古工程——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密切相关。这个项目汇聚了170多位顶尖科学家，他们结合了大量历史文献、考古发现、碳14测年技术、天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，通过细致的推理和严谨的分析，最终得出了这个相对准确且科学的时间结论。

其实，早在古代，就有人开始尝试研究和推算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。在过去的两千年里，许多学者提出了至少44种不同的结论，时间范围从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18年，差距甚至达到112年。归纳起来，这些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

第一类是在西汉时期，由刘歆根据“三统历”推算的时间。他认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122年。三统历是一种特殊的历法，由刘歆结合董仲舒的天道循环理念和汉武帝时期的太初历制定而成。太初历是基于天文观测的，而三统历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“天道循环”的哲学思想，从公元前7年开始施行。根据三统历的记载，武王伐纣的时间大致位于公元前1127年到公元前1070年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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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类是根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中的记载，推测武王伐纣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027年，具体范围为公元前1030年到公元前1018年。

第三类是依据一些史料、金文和卜辞的记载，认为武王伐纣的时间大致落在公元前1070年到公元前1030年之间。

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中记载了一段文字：“成王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”这指的是成王将九鼎安置于郏鄏（即今天的洛阳），并占卜周朝的国运将持续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。根据这一说法，从周武王算起，到周显王为止，共计三十代，31位君主（不计时间极短的周哀王和周思王）。周显王去世的时间是公元前321年，推算回去，700年大约是在公元前1021年，这是一种推算方法。

另外，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也提到，孟子在去齐国时说：“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年矣。”孟子当时所说的“七百有余年”表明周朝的建立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12年之前。

《竹书纪年》还提到，从武王灭商到周幽王的时间共计257年。周幽王在公元前770年被杀，西周灭亡，推算回去257年大约是公元前1027年。

历代的学者们多通过古代历法来推算武王伐纣的时间。西汉末年，刘歆基于三统历推算为公元前1122年；汉代学者则用殷历推算为公元前1070年；清代学者依据颛顼历推算为公元前1066年。这些推算都有其参考价值，但结果并不完全一致。

1997年，陕西长安沣西的张家坡遗址（沣西H18遗址）通过碳14测年技术，得出了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10年的时间范围。该遗址分为四个不同的年代层，出土了木炭、兽骨和炭化小米等遗物。根据这些数据，武王伐纣之前的时期被称为“先周”，大约是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6年；而伐纣之后的时期被称为“西周”，约为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930年。通过AMS碳14测年法，先周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1110年至公元前1015年，西周文化层则位于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784年之间。这些测年结果为推定武王伐纣的时间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此外，商朝晚期的都城——殷墟，其四期碳14测年数据表明，殷朝的最后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1040年之间。位于北京房山区的玻璃河一期遗址，作为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，碳14测年数据显示时间范围为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1006年，接近武王伐纣的时间点。山西临汾曲村的天马遗址则是晋国早期遗址，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70年。

殷墟四期测年上限为公元前1080年，武王灭商后，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地，发生了三监之乱，商朝的残余势力可能还存续了几十年。因此，推测武王伐纣的时间上限为公元前1050年。玻璃河一期碳14测年数据上限为公元前1040年，曲村遗址测年上限为公元前1020年，综合这些数据，公元前1020年便成为了武王伐纣的时间下限。因此，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应当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。

1976年，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——利簋。这件青铜器铭文记载了“武王征商”的事宜，证明了武王伐纣的干支日期。铭文中提到的“岁鼎”指的是木星正位，表明武王伐纣时木星出现在东方，这与天文研究相符。

综合历法、天文学、考古资料、碳14检测等多方面的证据，学者们最终推断出武王伐纣的最合理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